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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坊 |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穿行于启蒙运动的时代

2017-03-06 碎金书坊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

·穿行于启蒙运动的时代·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由享誉学界的多位权威思想史家执笔，全面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本书是多卷本剑桥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这套丛书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导言

在最初规划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依据一些指导方针，编写了撰稿要求，由此也大体规定了这一卷的内容和范围。我们决定在有限的篇幅里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对18世纪政治思想做出尽可能全面的考察，而不是撰写一系列论文来论述在我们的主题中被公认的大师们。我们希望对18世纪诸多争论的论战特征、对相关作品的写作环境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不是在阐明著作者生平的内在逻辑的各章中概述他们在原则或视角上的差异。因此，我们旨在以主题来组织全书结构，而不是提供一部相互关联的思想者传记合集。除了关注18世纪“文人共和国”当中领袖人物的重要作品之外，我们还希望能涉及相对次要的人物的文本，后者通常在具体的地方语境、并且以当地习语对国内和国际争论做出了贡献。我们力求不但考察启蒙时代的杰出论著，也顾及到这一时代大量的零散时文，这么做既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填补造成高峰突起的山谷，更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判断，18世纪政治思想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话题，有一些是需要在那些或许更具历史重要性而非哲学重要性的作品中加以探究。

当然，我们这卷作品的时间跨度是由这套丛书的整体结构决定的，但是我们的论述大致始于1700年，止于1800年，既具有强大的内在逻辑，也与本书的前一卷和后一卷所确定的更广阔的叙事相适应。《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1700》以洛克结尾，但是，它没有论述宗教宽容问题。恰恰是洛克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强调了这一重大问题，他的相关论著也因此成为启动我们这部作品所论述的启蒙时代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在本书中并不想追溯“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或“启蒙工程”等词汇的首次出现（在英语中，分别出现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术语更需要被置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后启蒙时代的哲学和政治语境中，而不是被用于表示它们旨在界定的意识形态潮流。启蒙时代的分期——尤其就其发轫阶段而言，由于欧洲思想史上这个时代可以被视为现代性来临的标志——本身就是许多学术争论的一个问题。比如，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在1935年出版的《欧洲意识的危机》中，认为其起源于1680年前后的三十年，而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则关注一百年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类似的认识型的急速变化。由于本书讨论的是18世纪政治思想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时期过后的历史研究，因此，围绕着或者体现了不同历史分期法的学术阐释分歧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

其他地方肯定会存在对启蒙运动起源、性质和局限性的不同观点，事实上，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关于18世纪政治学说的视域，完全可以处于阿扎尔和福柯这些相互争鸣的主张的范围内。这同样契合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大约开始于1685年《南特敕令废止令》和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这一时期之间，他们尤其受到当时牛顿科学和洛克认识论的启发，不但吸收洛克也吸收培尔的宗教宽容思想。厄恩斯特·卡西尔在1932年出版的《启蒙哲学》——尽管更多地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采纳同样的年代学视域。他区分了18世纪“体系精神”和17世纪“体系癖”*，这一对比直接取自达朗贝尔为1751年《百科全书》所作的“序言”中做出的区分。

*“体系癖”（spirit of system）指17世纪笛卡儿等人的理性主义思维，即从第一原则出发演绎出整个世界体系。“体系精神”（systematic spirit）指自洛克开始的启蒙哲学，即从经验出发，从联系的角度来建构世界的整体画面。有关二者的区分，参见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译者

人权宣言

本书结束于18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拿破仑的崛起，而不是结束于绝大多数启蒙哲人（philosophe）去世之时，即18世纪80年代早期（至少在法国如此），我们认为，这是以18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平行编年轨迹为正当依据的。与1776年美国革命相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被当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更确定地视为启蒙理想的实现或实践顶点，或者被视为堕落到启蒙哲人所预见并且力图避免的政治混乱状态。如果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也就意味着否定晚期启蒙思想的直接影响和最直接的政治冲击，也意味着在我们的主题中排斥这一时期的一些政治思想家，而在这些人看来，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似乎源自18世纪哲学的一些危险思潮。人们或许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概念，是启蒙时代许多政治改革或宪政改革纲领的核心，不过，也是因为这场思想运动与18世纪两场重大革命的关系，这种务实原则的实现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主要哲学目标。

18世纪90年代晚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既结束了一场关于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争论，也开启了政治思想的新视野，这些新视野不但将盛行于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也将流行于19世纪早期的整个欧洲。我们在本书中将讨论这种终结，而不去描绘由此兴起的新路径。因此，我们讨论柏克而不讨论德·迈斯特，讨论斯密而不讨论马尔萨斯，讨论康德而不讨论黑格尔。我们考察孟德斯鸠、休谟、卢梭、斯密以及弗格森等人哲学思想中的古代和现代自由概念，但不探究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的学说中所包含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讨论边沁的创新性的功利主义著述，但不考虑他后来的宪政理论。本书结束于18世纪90年代晚期的“观念学”（ideology）概念，一方面是为了让18世纪政治思想史达到其世纪编年期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衔接这套丛书的下一卷。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二者之间的美国革命构成的三方对垒，引发了一系列围绕着各种重大问题的学说之争，形成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政论家甚至一些国家首脑的“百年战争”。正如本书其中几章所展现的，我们认为，这一卷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政治和宗教思想的相互渗透，这不仅可见于整个18世纪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逐渐分离，也可见于对教皇和各种新教教派的神学和政治抱负的评价。比如，这些争论涉及英格兰的詹姆斯党人主张、法国的教皇权力至上主义和高卢主义、奥地利的约瑟夫主义，以及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量争论中都有所体现的教士权术、自然神论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张力。

英国人讽刺法国大革命的画作：英式自由与法式自由的对比

所谓的启蒙时代知识与权力的结合——通常也是这一时期的批评对象，这些批评将启蒙时代领袖人物的政治野心归咎于他们对科学的拥护——同样是这一卷的一个主题。本书从各种背景加以考察，其中包括对进步观甚至末世论乐观主义的推崇——由此使得当时许多进步论思想家把宗教信仰和正统信仰看作野蛮主义；也包括词典和报纸的发行——大城市的读者由此可以形成新的政治阶级；还包括作家、国王和女王尝试实现柏拉图早就提出来的真正哲学王的理想——到18世纪末期已被那种学说的一些同情者定义为“开明专制”。

本书的一些章节围绕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展开，考察有关财产、公民权、商业和奢侈的国内和国际争论，也考察关于美德和财富的不同看法，法国重农主义、德意志和奥地利官房学*的发展，以及苏格兰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当时所有人类科学中最先进学科的纽带。还有一些章节，包括那些论述德意志自然法传统以及英格兰社会契约传统和普通法概念的章节，关注的是法学主题，不过，还有一些章节关注政党、自由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政治理想的国内争论，以及在18世纪的各种自然主义学说和社会比较研究中所浸染的那些国际主义视角和历史哲学。虽然我们没有试着就整个启蒙时代的主要原则和倾向来与现代哲学家和当代社会理论家展开讨论，但是我们希望本书的细心读者——他们已经被其他学者引导着思考了18世纪所谓的公共领域、元叙事、浪漫派对理性主义的反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或者从古典主义向现代性的过渡——会在这里发现有助于他们穿行这些解释丛林的证据。

*“官房学”（cameralism），参见第18章。——译者

由于本书考察的这些主题浸透于整个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许多方面，其中一些主题，尤其与法学以及神学和经济学相关的主题（当它们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时），跨越了很长时段，也涉及很多思想家，因此，对个别著作做出更敏锐的分析就成为必要，而不仅仅是用一些章节来评述全国性争论或民族传统，或者讨论那些在政治激荡的矛盾聚焦时期创作的文献（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我们努力将18世纪政治论著和观点置于它们所出现的具体背景中加以考察，有人或许认为我们由此采取了一种适合于整套《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的方法论，但是，这种看法可能夸大了我们的抱负，也夸大了我们对各章的控制程度。这套丛书其他各卷的主编采用的体例是比较规整的纪传体，除了确定明确的时段分期之外，这套丛书并没有试图设定统一的体例。尤其因为18世纪思想家通常认为他们的政治作品致力于更广阔的主题，这些主题很难由启蒙时代之后出现的学科分类所圈定，我们尽量不对政治思想的含义做出教条的定义，从而也不对我们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范围做出专断的界定，尽管我们承认，我们所使用的主题结构肯定会排斥其他一些视角。

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沙龙

我们越来越认为，本卷的体例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无法忽视的局限性。尤其就18世纪杰出的思想家而言，我们意识到，在强调独特之处和背景时，我们为传记的连贯性和哲学的融贯性留下的论述空间比较小，而这是一些学者不希望看到的，我们也尽量去满足他们的期待，在各章分节时经常以个别学者的生平为中心，我们还在书后附上人物简历。如果我们提供的人物传记词条的篇幅与传主的历史重要性不相称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所依据的（并且引导我们读者关注的）其他资料对最重要人物的生平做了更充分的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并不适合或不可能做出这种叙述。

我们既没有设法也不打算将我们关于这部作品的规划强加到各位作者头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采取了不同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工作，每个人都独立地理解各自分担的章节。我们遵循了18世纪“文人共和国”的精神，邀请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和不同地区（欧洲和北美）的专家为我们撰稿。有时候，我们碰到了难题，即如何在我们提供的宽松的框架内来整合各位作者的风格、主题选择或文献阐释。为了让这部著作能够问世，我们最后不得不抛弃最初的想法，即希望这部出自众人之手的著作看起来似乎由一个人一气呵成。尽管如此，为了达到那种效果，我们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大量努力，至少得以保持某种风格的一致性和平衡，同样也意在弥合所出现的裂痕和消除内容的重复。

本文为《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导言。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

编者：[英]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

译者：刘北成、马万利、刘耀辉、唐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中内容记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启人心智的时代之一，各章节涵盖了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所有重大主题，还提供了大量进一步阅读的指南，并附有正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传略，比如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埃德蒙·柏克等。本书堪称权威之作，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对本科生以上各个层次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生和学者，都不无裨益。译文准确精彩，生动流畅，极具可读性。

新书坊|《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

编者者：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

译者：晏绍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编者者：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

译者：任军锋、徐卫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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